利玛窦神父与中国

十二、中国教会传教工作的导师

公元一五八三年,利玛窦的师友罗明坚神父首先敲开了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引领利玛窦踏入中国土地,走进中国社会,深入中国文化。而后利玛窦神父率领会友同志遍游中国境内的三川五岳,结交中国社会里的士农工商各界人士,寻找天主教在中国传教工作的有效方针。

他们的足迹,上自南北两大京城,下至各省各地的穷乡僻壤,远至边陲重镇的肃州(现今的甘肃省酒泉县)。他们的朋友,上自皇帝自己,中有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无所不包。

他们学习中国语言文字,涉猎中国经典书籍,观察中国风土人情,研究中国政治制度。由于这些勇力,他们真正了解了中国的优点长处,也真正体会到中国缺乏的东西。于是他们引介西洋顶尖的科学知识及文物给中国朋友,同时也将中国特有的精神文明,以西洋文字著述传注欧洲,激起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的钦慕向往。他们真正引发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利玛窦神父在中国工作很努力,生活却很清苦,尤其严守耶稣会会士应守的斋期。长期克己苦身的结果是未老而发须先白,未至花甲却感精疲力衰。公元一六一O年,利玛窦才五十九岁,是年五月偶得流行性感冒,这本来是不值大惊小怪的小病,一般人常常可不药而愈,可是体弱的利玛窦神父竟因此百症齐发,连皇帝御医诊断后所开的药方都失效了。五月十一日傍晚,利玛窦神父终于为中国传教事业的开创而鞠躬尽瘁,在自己寓所的房内,慢慢合上双眼,安然交付自己的灵魂,把自己尚未完成的路,尚未实现的理想和使命,交给会友同志继续奋斗了。

神宗皇帝听到这位西方至友的逝世,非常悲痛。亲白派遣朝廷大员前往致祭追悼,并且钦赐栅栏墓地以供安葬。当时,外国人中除了贡使,中国人中除了功名显赫的大臣,任何人都得不到这项特殊哀荣的。可见利玛窦神父在中国人跟中的地位有多崇高,在皇帝心中有多重要了。

在利玛窦神父的墓园上方,立着当时顺天府尹黄吉士所赠一块方匾,上书“慕义立言”四字,这正是利玛窦一生的最佳写照。“慕义”,说出了利玛窦神父修会生活的一面。他遵循耶稣基督福音劝谕对他的要求,终身忠实地在贫穷、贞洁,服从三圣愿的指导下修身养性,活出基督门徒应有的仁者风貌,并追求天主圣意在自己身上的圆满实现。这是渴慕天上义德的完美表现。“立言”,不只是用来形容某人著作等身而已,更是说这人在某一方面的言行作为足以成为普世表率,堪当做为后世的导师。不错,以一位福音传布工作者而言,利玛窦神父真正足以堪当“中国教会传教工作者的导师”。

他有远见,看到文化交流的全面效果。不采用直接在大众广场上大声呼唤式的宣讲方式;反而采用间接、缓慢,而更深入中华文化的交谈态度,藉以发掘中华文化里深藏着的启示种子及其发出的根苗,从而给予适当的养料,从旁助其自然成长,绝无“揠苗助长”的情事。

他知道迎合时代的需要,适时引介西方科学进入中国。他机智随和,以无比的耐心打进中国的官场,透过太监与朝臣的影响力,向皇帝呈上贡物,与皇帝成为至友。他为了福音的缘故,愿意变成任何人,做一切事;起先穿上僧衣自称僧人,后来改换儒服自称儒士。他尽力培植中国籍的傅教人员及教友,希望中国人的传教工作;有一天可由中国人自己来做,他还看清了文字传教在中国的重要性,所以写了“天主实义”“畸人十篇”等多项作品,广为流传。他尊重中国风俗习惯,不阻止教友敬孔祭祖,反而阐述其积极意义。

凡此种种的精神特征,不但是利玛窦神父自己传教工作成功的因素,而且也是中华教会四百年来成长茁壮,在各式各样的教难下,愈挫愈勇的根本动力。

普世教会在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光照下,已更深切地体会出利玛窦神父的这种传教精神,是教会面向异教文化传教的正确态度和方针。在罗马也有人开始发起活动,为“利玛窦列圣品”之事奔走。世界各地大学及学者们也相继组织学术研讨会,纪念利玛窦及其会友同志在中国的传教成果,相信一九八三年,在利玛窦神父在天之灵的庇护下,会是中国教会再次复兴,重获信仰自由的转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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