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历史浅谈

天主教历史浅谈【上二十五】

25. 加采东大公会议的前因与后果

  公元四三一年,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Teodosio II)为了平息帝国教会内部有关耶稣基督的本性本体的严重争论,通令帝国各省派代表会集土耳其半岛西南沿海的厄弗所城,举行大公会议,解决纷岐。出席会议的分成两大派别,一派以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主教济利禄为首,他主张天主性和人性在耶稣身上结合为一;另一派以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聂斯托略为首,他主张耶稣身上的天主性和人性截然有别。不料,厄弗所大公会议不但没有使思想对立的双方达成共识,反而造成严重的分裂,彼此罢黜对方,不欢而散。两年后,公元四三三年,聂斯多略主教的挚友、安提约基雅城的主教乔凡尼(Giovanni)提出使双方修和的办法:宣认基督的天主性与人性结合为一,因着这样的结合,所以童贞玛利亚是天主的母亲。乔凡尼主教的提议获得亚历山大城主教济利禄和罗马教宗西斯都三世的欣然接受。厄弗所大公会议的论战到此似乎平息结束。岂知双方的激进份子并不因此感到满意,对立的情绪继续延续下去。

就在那个时期,叙利亚境内奇罗(Ciro)的主教狄奥多雷托(Teodoreto, 393-466)和君士坦丁堡一位年老的隐修士欧迪克(Eutiche,378-454)又掀起旧日的论战:狄奥多雷托主教坚持基督的两性论,欧迪克隐修士则强调在基督身上天主性吸收了人性。这位隐修士以为基督的肉体与我们的不同。当时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弗拉维亚诺(Flaviano)召开一次地方性的教务会议,谴责了欧迪克修士的思想,并把他开除教籍。欧迪克不服,向罗马教宗良一世(Leone I, 440-461)和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主教迪奥斯科罗(Dioscoro)申诉求援。

当时东罗马帝国的皇帝狄奥多西二世(Teodosio II)是欧迪克隐修士的好朋友,他为了助朋友一臂之力,于是又在厄弗所召开一次大公会议,被邀请的人除了罗马教宗外,几乎清一色是欧迪克修士的支持者。罗马教宗良一世派遣代表赴会,并交给他们一份致君士坦丁堡主教弗拉维亚诺的信函(Tomo a Flaviano),函中论述天主降生为人的道理。教宗的立场很清楚:基督有真正的肉体,这个肉体的性质和祂的母亲的一样;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结合成一位,就是天主第二位。教宗的信是用拉丁文写的,在拉丁文里面,本性(natura)和位格(persona)这两个名词早就分得很清楚,但在希腊文里面,本性(physis)和位格(hypostasis)就很难分辨清楚其中的差别。

这次大公会议是于公元四四九年在厄弗所召开的,与会的大多数是欧迪克隐修士的伙伴,亚历山大城的迪奥斯科罗主教更带了一批饶舌善辩的隐修士来助阵。那些来自罗马的教宗代表们,由于听不懂希腊文,所以像鸭子听雷一样,不知如何答辩。在一次非常喧嚣激动的会议中,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弗拉维亚诺和所有主张基督两性论的人都被谴责和罢黜,弗拉维亚诺主教甚至在会议骚动中受伤,幸好有警察介入,但不久他便去世了。迪奥多雷托主教不服,向罗马教宗良一世申诉,教宗对这次厄弗所大公会议不光明正大的行径感到不齿,称之为'厄弗所的僭越偷窃'(latrocinio di Efeso),也不承认这次会议的效用。

次年,公元四五零年,马尔恰诺(Marciano, 390-457)继承他的姊夫狄奥多西二世为东罗马帝国皇帝。上任后,他立刻改变帝国的宗教政策,请求罗马良一世教宗到东方主持一次大公会议,良一世不能前往,因为那时匈奴人正侵扰西方,他于是派一位特使代表他前往主持会议。公元四五一年,在君士坦丁堡对岸,博斯普鲁斯海峡东边的加采东城举行了一次有名的加采东大公会议。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罗马教宗主持的大公会议,虽然教宗本人无法临在,但是会议是在他名下展开的。从此以后,由教宗主持便成为召开大公会议以及会议受到承认的必要条件。

加采东大公会议揭幕的时候,思想立场对立的两边各坐一边,中间由福音书把他们分开。会中,那位两年前在厄弗所会议混乱局面中受伤并死亡的君士坦丁堡主教弗拉维亚诺被平反,与会主教们也重新宣认'尼西亚-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信经',同时宣读这时已经去世的埃及亚历山大城主教济利禄的几封信,以及教宗良一世先前写给弗拉维亚诺主教的信函(Tomo a Flaviano)。这封信函激起会议主教们的兴奋欢腾,他们说:“看,这才是教父们的信仰!这才是宗徒们的信仰!我们每个人都如此相信!谁不如此相信,该受谴责!伯多禄宗徒借着教宗良一世说话,济利禄如此教导,教宗良一世和济利禄教导同样的事”。于是,亚历山大城的迪奥斯科罗主教被加采东大公会议罢黜并放逐。

除此之外,加采东大公会议也处置了那些曾经参与公元四四九年厄弗所大公会议非法决议的人,并宣布了以教宗良一世致君士坦丁堡弗拉维亚诺主教的信函为精神、也充分发挥尼西亚-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信经内容的一个新的信仰宣言,这个宣言所肯定的最重要教义便是'基督一位两性'。从此,这个教义就成了日后基督学的基础。邀请教宗主持会议的马尔恰诺皇帝同意这次大公会议的决议,而教宗良一世只承认与教义有关的部分。

加采东大公会议的宣言虽然相当平衡,不偏不倚,却没有给当时的教会带来平安。其实,没有一次大公会议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因此,与基督学有关的问题仍然继续存在下去:那些反对加采东大公会议宣言的人于是脱离公认的教会,他们以为自己的地方教会坚持基督一性论乃是忠于亚历山大城的济利禄主教;至于追随聂斯多略主教的地方教会则认为它们是在维护基督神性和人性的二元论。这种分分离离的现象和事件在昔日很容易走上谴责对方为异端和互相排拒的极端,可是经过冷静的思考和观察,尤其是在我们今天看来,则比较容易发现教义立场不同的地方教会之所以不遵从大公会议的决议,之所以作了与罗马教会分裂的抉择,其政治因素远大于教义因素。

这话怎么说呢?当时君士坦丁堡帝国政府所关心的是帝国境内要奉行加采东大公会议所宣认的正统信仰教义,可是帝国的许多省分和地区为了表示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与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宗教文化有别,不愿意接受希腊化的帝国主义的统治,所以拒绝加采东大公会议的决定。比方说:当埃及的基督信徒看到加采东的教友和政权走得比较接近,因此,为了表明他们忠于亚历山大城的迪奥斯科罗(Dioscoro)主教和济利禄(Cirillo)主教,于是选择了'耶稣一性论'(monofisismo或称单性论)为埃及说'科普特'语言的基督信徒的宗教。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叙利亚,那里讲叙利亚语的人也选择了一性论的信仰。加采东的基督信徒很受皇帝赏识,获得了皇上颁赐给他们'皇家教会'的头衔。皇家这个名词古叙利亚语叫作'梅尔基蒂'(Melkiti),今天,近东和中东地区有称为'梅尔基蒂'礼节的教会团体,它的历史渊源就是这样的。那些追随'耶稣一性论'的教会团体为了表示他们的正统,于是把'尼西亚-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的信经'引进他们的教会礼仪中,表明他们的传统要比加采东大公会议更古老。

至于帝国境外、特别是帝国东境以外的地区的教会团体,也是出于政治考量而选择一性一位论或聂斯多略的两性两位论。第五世纪末年,东罗马帝国皇帝阿纳斯塔西奥(Anastasio,430-518)下令关闭介于幼发拉第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埃德萨城(Edessa)神学院,因为这座神学院被认为传授聂斯多略异端。遭关闭后,这座学校东迁到波斯境内的尼西比城(Nisibi)。公元四八六年,波斯的基督信徒在首都泰西封(Ctesiphon)举行教务会议,选择聂斯多略教义为波斯帝国基督信徒的正式宗教,这样可以避免波斯帝国怀疑或指控他们为君士坦丁堡罗马皇帝的奸细。而事实上,自从聂斯多略派基督信徒被逐出罗马帝国后,他们成了向中亚和中国传播基督福音的大传教士。公元一六二五年在西安附近出土的'大秦景教流传中国碑',扼要记述了聂斯多略教传到中国的经过情形。这块巨大的碑石刻于公元七八一年,唐朝德宗建中二年。

在那个时代,亚美尼亚的基督信徒为了反对信仰聂斯多略教义的波斯人和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也采行'一性论'教义。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基督信徒因为一向跟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教会,所以也接受了一性论教义。
到此,罗马帝国内外的基督信徒教会团体已经四分五裂,帝国皇帝们一直都怀着寻找妥协的方式来统一教义和政治的愿望,但是始终无法如愿以偿,甚至还引起别的争论和冲突。公元五五三年和公元六八一年所召开的君士坦丁堡第二和第三届大公会议,内容所讨论的还是与基督学有关的教义问题。后来的这一届大公会议甚至还谴责了由耶稣一性论而来的新异端:基督单一意志说(monotelismo)和基督单一行为说(monoenergis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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