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历史浅谈

天主教历史浅谈【下 二十九】

第四章 启蒙时代与法国革命时代的教会

29.法国大革命逼教会走上苦路

法国大革命前后十年,从路易十六世国王于一七八九年五月五日召开全国三阶级大会,讨论国是起,到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拿破仑发动政变,推翻腐败无能的"五人执政内阁"(DIRETTORIO)为止,天主教会可以说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即使并非天天受到暴力的迫害,但长期受到政治有系统的宰制、约束,以及法令的干预和歧视,这个教会除非顺着别有用心的政治路线走,实在是被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致命或转入地下是唯一的出路。在革命最初三年中,那些不愿屈服于时政,不愿意宣誓效忠于侵犯信仰自由的宪法和国家的主教和神父,还受到宽容,他们只是不能公开举行教会礼仪或执行牧灵职务而已。他们的圣堂虽然被没收,被充公,被转授给隶属于"宪法教会"的神职人员,但还能潜入地下,在私人家中奉献弥撒圣祭和行其他的圣事。

但是到了一七九三年四月,制订宪法的国民会议向奥地利宣战,却又节节败退之后,那些原来受宽容的主教神父们就被政府视为眼中钉,非除之不为快。在那种风声鹤唳的局势中,许多神父都被驱逐出境,落难到欧洲各国,而主教们也早已移民到国外了。据估计,在那个疯狂的时代,最少有三万到四万的神父流亡异地,其余留在国内的,不是被杀就是销声匿迹,冒着生命的危险暗中继续照顾教友。

国王路易十六世并不同意政府这种虐待和迫害教会的行动,那些仇视教会的人于是怒上加怒,在同一年,也就是一七九二年九月,率领巴黎疯狂的暴民闯入各地的监狱,把囚犯全部屠杀了。人数大约一千四百多。这些被杀害者大都是革命暴政的异议人士,其中约有三百位是不愿向革命宣誓效忠的神父。

在这同一个月份,由政府承认的"宪法教会"负责的公民身份户籍登记事务也被取回,交给市政府办理,因此,宪法教会连这么一点小小的公共事务职权也被取消,老百姓不再需要到它那里办事。离婚也被法律许可了。四个月后,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路易十六世国王竟然被判死刑,送上断头台。这对基督信徒而言,是大逆不道,因为天主教国家的君王都是被天主傅过圣油的人,他们即使腐败无能,也不能用非法暴力的手段加以铲除。

以上这种种不幸的发生,并非只属于单纯的政治问题,而是有更大的企图在内,因为那个年代的执政者和拥护他们的人不仅要铲除天主教,更要消灭一切宗教信仰。由于革命政府的蛮横作风,很快掀起了法国西部旺代(VENDEE)和布列塔尼(BRETAGNE)地区居民的起义。一场残酷的内战终于爆发,躺在血泊中丧生的人不下十万。

法国仇视教会并处心积虑要消灭它的行动企图,在一七九三年九月到一七九四年七月之间达到高峰,那是历史上著名的"恐怖统治"(TERRORE)时期。当时,那些执政者把信仰基督的西方世界延用两百多年的天主教额我略教宗历法取消,废除教会的瞻礼主日庆典,又把七日一周改为十天一周,以便消除星期天那带有浓厚天主教信仰气氛和涵义的"主日"痕迹;圣堂和宗教建筑物被捣毁,或改作舞台剧场,让暴民在里面胡闹,为非作歹;大肆宣传反神职的言论,鼓吹、甚至要求神职人员还俗结婚;许多神父,修会会士和教友都被控以叛国或迷信的罪名而被处死。虽然革命法庭举出许多政治理由控诉这些神职、会士和教友,但事实上,他们的的确确是殉道者,他们为信仰而致命。

这种"恐怖统治"进行了九个月之后,法国人民外在的宗教信仰活动完全消失,就连革命政府所成立的"宪法教会"也不复存在。一个月之后,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恐怖独裁统治者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 ,1758-1794)在改变中被推翻,送上断头台。为时十个月之久的恐怖时期终于结束,宗教生活于是开始复苏。

恐怖暴政结束后,执政的国民会议立刻停止先前由政府拨款维持教会财务需要,并控制教会的措施,同时恢复承认教会内部信仰生活行动的自由。这是法国政教分离的开端,但这样的井水河水互不侵犯的分离分治局面也只维持了七年之久,直到拿破仑于一八O一年七月十五日与圣座签署协定为止。

恐怖暴政结束,法国人民恢复信仰自由,一七九五年的四旬封斋期,全国各地的圣堂又挤满了参礼的教友。这时候,不论是昔日革命政府所设置的"宪法教会"(CHIESA COSTITUZIONALE),或是不屈服于政府压力的"坚贞教会"(CHIESA REFRATTARIA),都设法重振旗鼓,重新组织起来,但彼此的对立仍然存在。"宪法教会"于一七九七年和一八O一年分别召开全国教务会议,设法恢复初期教会的长老制,并尽量使教会生活适应时代社会的种种改变,而且也发行自己的刊物,取名"宗教年刊"(ANNALI DELLA RELIGIONE)。至于"坚贞教会"在重整工作上比较谨慎小心,它多方设法调整那些处在"恐怖统治"时代下的教会组织结构和工作使命。这项工作在里昂作得最出色,教区被画分成许多个小的传教地区,在这些地区内神职传教人员巡回走动,没有固定的居所。每个小传教地区则由在俗教友中推举出来的人来负责管理,并担任要理传教员。

对教会的这些活动,法国执政当局本来相当宽容。到了一七九七年,"五人执政"(DIRETTOTIO)当局因为担心保皇派的人东山再起,于是又对教会严厉起来,有些神职人员被捕,他们或是被枪毙,或是被充军到南美洲的法国殖民地圭亚那。不仅如此,政府当局还设法制造一些宗教代用品,鼓吹新型的崇拜,使国民远离教会,例如崇拜一个莫名其妙的"最高的实有",崇拜理性,崇拜自由,甚至崇拜农业等等,不一而足。

正当法国内部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几乎丧失理性之际,欧洲其他国家深恐革命思想火焰将漫延出去,于是在一七九二年联合出兵,攻入法国。但法国革命军也大举反攻,甚至占领了比利时、荷兰、瑞士和意大利,并建立了一些卫星国家。在这些占领区或卫星国家中,法国政府所实行的宗教法令也不一样,例如在比利时,所有的修会会院都被关闭,会院的产业都被出卖一空,六百位神父遭充军,著名的天主教鲁汶大学也遭封闭,每位主教和神父都必须宣誓"永远仇恨君主政体",否则不能留在国内生活。这种种强制性措施终于在一七九八年引发了农民战争。

当时的罗马教宗国也被法国革命军在一七九六年侵入,教宗庇护六世被迫签订托伦蒂诺(TOLENTINO)条约,割让部分土地,赔偿巨款,让度许多艺术珍品。次年,一七九七年,一名法国将官在罗马一次暴动中遇害,法国政府于是拘捕了庇护六世教宗,虏至法国,并在罗马进行无耻的抢劫掠夺。八十二高龄的教宗心力交瘁,于一七九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死于法国瓦朗斯(VALENCE)。当时有很多人以为这是历史上最后的一位教宗。

两个多月后,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拿破仑发动政变,结束革命政府十年的寿命。政变后最初几个星期,一切并没有显著的改变,但经过十年的斗争与折磨,不论是政府或教会,都已经疲惫不堪。这种状况促使政教双方逐渐走向彼此妥协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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