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历史浅谈

天主教历史浅谈【下 三十三】

第五章 欧洲与教会的重建及自由主义(1815年至1870年)

33.欧洲政局的改变与教会的新发展

法国的拿破仑帝国在一八一五年从欧洲政治地里上消失后,法国首当其冲,进行内政改革,恢复旧日的王权,法国天主教也全面推行复兴运动,重振大革命之前的信仰热忱,并获得相当的成果。

法国之外,欧洲其他重要国家也在政治和宗教上进行重整和图谋发展。

意大利半岛上的教宗国迫不及待地在国境内消除法国的种种痕迹,各项关键性的职位仍然由神职人员担任。可是在这同时,有个名叫"烧碳党"(CARBONERIA)的秘密组织却到处煽动反教会的情绪,制造纠纷,唯恐天下不乱。除了"烧碳党"在惹事生非之外,意大利各地也酝酿着半岛的政治统一运动,希望结束半岛处于政治上支离破碎的局面。这一运动的目标是取消意大利半岛许多邦国同时存在的格局,这样的企图当时的教宗国并不乐观其成。

至于宗教生活方面,意大利南部仍然处于法国大革命之前那种旧状况,比较保守,比较低沉。北部地区则充满活力,成立了许多修会,也创立了很多的慈善事业并出了不少圣贤,科托伦戈(GIUSEPPE BENEDETTO COTTOLENGO),鲍思高(DON BOSCO),瓜内拉(DON GUANELLA)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日耳曼地区,由于一八一五年维也纳和约的签定,旧有的疆界领域都有了新的调整,于是从十六世纪宗教革命所沿袭下来的政教一体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属谁管辖,就得信奉谁的宗教”(CUJUS REGIO, EJES RELIGIO)的制度,无形中消失了,日耳曼地区很多天主教徒因此开始生活在誓反教王侯的统治之下。这种社会生活方式习俗的重大改变,促使各方设法找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和睦相处的途径。在长期的谈判中,经常发生僵持的紧张局面。于是莱茵河地区的天主教徒学会了如何与不受他们欢迎的誓反教普鲁士国王周旋的因应之道。至于信奉天主教的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国王路易一世(LUIGI I , 1825-1848),则把首都慕尼黑建为德国天主教的中心地。

在英国的大布列颠岛,当时的天主教徒不到十万人,他们的信仰生活很艰困,无法有什么特殊的表现。至于爱尔兰岛六百万居民中绝大多数都是天主教徒,他们因为自己忠于传统的天主教信仰,所以长期受到英国誓反教徒的压迫,他们几乎全是信仰天主教的,却必须为极少数属于英国国教圣公会的地主维持圣公会的体制。他们除了很少几个政治权利之外,什么也不享有。公元一八二九年,在爱尔兰政治家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 1775-1847)的领导下,爱尔兰天主教徒终于脱离英国的政治歧视,享有各种自由。

从此以后,爱尔兰人移民英格兰的人数日渐增多,在十九世纪中叶,已达到七十万人之众。他们当中出了不少人物,使得原来在英国奄奄一息的天主教重新展现生机。这些人物中首推尼古拉斯.怀斯曼(NICOLAS WISEMAN, 1802-1865)神父,他是著名小说"法比奥拉"(FABIOLA)的作者,年青时在罗马的英国公学接受教育,学成后又担任了这所公学的院长。

尼古拉斯.怀斯曼神父对他那时代的学术思想潮流抱着很开放的态度,他恢复了英国天主教徒的自信心和勇气,使他们认识欧洲大陆天主教的活力。一八五O年庇护九世教宗看到英国天主教会已经成熟,便重建英格兰天主教的圣统体制,同时任命怀斯曼神父为西敏寺(WESTMINSTER)首任主教。在他的开导和影响之下,英国出了一位震撼全国,甚至令欧洲和全世界都惊讶的圣人纽曼枢机主教。

纽曼(JOHN-HENRY NEWMAN, 1801-1890)是英国一位银行家的儿子,却当了圣公会的牧师,并担任牛津大学教堂的主任牧师。他发现英国国教唯政府马首是瞻,一切听政治摆布,毫无信仰活力,缺乏宗教的超然和纯净本质,于是和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牧师及学术界人士在牛津大学展开更新国教圣公会的运动,这个运动便成了有名的"牛津运动"。

为了深入了解圣公会的本源,纽曼牧师专心研究初期教会的历史和教父学。这一潜心研究,终于使他发现他一向抱有强烈偏见的天主教的本质,以及他所属的圣公会的来龙去脉。一八四五年十月八日,纽曼牧师放弃了英国国教圣公会,归依天主教,并于次年在罗马领受了天主教的铎品。

欧洲政治局面的新改变除了对天主教的新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之外,对誓反教和东正教也发生相当的作用。

对誓反教来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在一八一七年把国内的路德派和加尔文派两个教会团体合并为"联合福音教会"。此后日耳曼地区许多大小国家相继效法。

这"联合福音教会"大熔炉里面,出现了两股潮流,一股是复兴派者(RISVEGLIO),另一股是自由派者(LIBERALISMO)。复兴派者是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德国路德教虔信派和英国卫理公会(METODISMO)信徒的后裔,他们注重虔诚的信仰活动,注重宗教情感,注重外在的行为和礼俗,他们的人数在欧洲"盎格鲁撒克逊"地区和北美特别多。

至于自由派者,他们希望自己与一般的誓反教徒有别,愿意让自己的信仰受到科学界的欢迎,于是,把理想主义引入神学中。被奉为自由派之父的腓特烈.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 MACHER, 1768-1834),在一七九九年关于宗教的一篇演讲中说:“宗教既不是思想,也不是行动,而是直觉的默观和情感”。施莱尔马赫所说的这种宗教情感,是指人"隶属于"天主的这种关系感觉。正因为如此,所谓的教义信条都成了相对性的,不再有"当信"的道理,一切都以个人主观的感觉和认识为信仰基础。由于这种宗教思想主张很吸引人,所以很多誓反教徒纷纷起来反抗他们隶属于君王政权的关系,各自成立自由的教会团体。

在北欧的丹麦,当时出了一位非常年青,寿命也相当短的誓反教哲学家克尔恺郭尔(SOREN KIERKEGAARI, 1831-1855),他无法相信他那时代不超然、不纯净的誓反教。在那种政教复杂的社会中存在着许多矛盾,个人要生存必须作选择,在宗教生活上尤其如此。克尔恺郭尔强调:人由于罪恶感而对自己的命运产生极大的怀疑,这种怀疑使人焦虑,因着这样的焦虑,人和天主之间形成了一种绝对个别的关系。克尔恺郭尔的宗教哲学思想使他成为二十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

谈了欧洲政治局面对誓反教的影响后,我们也稍微谈一下东正教所受的影响。话说土耳其奥托曼帝国在十九世纪全面衰落之际,帝国境内各民族纷纷争取独立。希腊人在一八二一年起义,不料,他们的行动导致君士坦丁堡宗主教格雷戈里奥在巴斯卦节当天主持宗教礼仪后,当场被土耳其人绞死。一八三二年希腊获得独立后,希腊东正教会不愿意再隶属于处在土耳其人控制下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管辖,终于在次年一八三三年宣布为独立自治教会(AUTOCEFALA)。

在俄国,那些因为反对十七世纪由当时宗主教尼孔(NIKON)所推动的礼仪改革,而分裂出去的守旧派教徒,到了十九世纪仍然与官方的教会对立,并分为好几个派系,教徒人数在一千五百万以上。至于隶属在政权下的官方教会,仍然能够保持过去好几个世纪以来的精神传统。

十九世纪,俄国开始产生一种很特殊的灵修思潮现象,是一种类似东方"拜师父"的潮流,很多教徒或青年到有名望的隐修院,寻找"精神导师"(STARTSY)。这些接受门生的精神导师大都为年高德劭的隐修士。这个灵修潮流给俄国培养出一代精神方面的精英人士。十九世纪俄国文豪陀斯妥耶夫斯基(DOSTOJEVSKIJ, 1824-1881)在他著名小说"卡拉玛佐兄弟"中,就生动地刻划了一位名叫佐西莫(ZOSIMO)的精神导师,这位师父的形象似乎就是十九世纪俄国许多为人师表的隐修士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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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所带来的隔阂,我们要记住我们彼此是兄弟;我们要提出问题问听众,以便知道他们是否听懂了我们所说的;我们更要鼓励听众自由地提出不同的意见。...我们需要借用合适、不离题的俏皮妙语来吸引听众的注意力,再不然就要叙述一些令人惊奇、能打动人心的话题来掌握他们的兴致...”(节录自Consigli per una catechesi elementare)。

拉丁礼教会的教父们除了上面提到的鼎鼎大名的三位之外,还有十数位也相当重要,例如第五世纪加采东大公会议时代的大良一世(Leone I, il Magno)教宗,以及第六第七世纪之交的大额我略一世(Gregorio I, il Magno)教宗,他们两位都有非凡的成就,所以都被冠以'大'(Magno)这个尊称。但是这些教父们的作品经常没有受到重视,因此少有人提到他们。

传统认为的教父时代是随着第七世纪基督信仰文学作品的衰微而告结束。虽然有人以为藕断丝连,教父时代应该延续到十二世纪的法国圣师伯尔纳多时期才算完结,但是这样的看法似乎有点牵强,因为第七世纪的欧洲早已进入了'上'中古世纪时期,这个时期中的教会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教会内的作家大多只限于发挥先前教父、特别是圣奥斯定的思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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