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历史浅谈

天主教历史浅谈【下 六十一】

第八章 现代化的负担:面对经济、社会当代思潮和和教派林立的基督徒

61.非天主教基督信徒大公合一运动的诞生

十九世纪末,欧洲居民大量向外移,他们都是信仰基督,但属于不同教派团体的信徒,其中大致分为誓反教徒,东正教徒,以及天主教徒。誓反教徒里面分的宗派更是不胜枚举。他们一到世界各地之后,顿成了少数族群,而且各教派宗派又积极展开传教工作,为自己的信仰团体争取更多的信众。无形中,这些同是信仰基督的人竟在异地非基督信徒面前竞争起来,令人觉得惊讶,给人立下坏榜样,叫向往基督福音的人无所是从。不少有心的基督信徒看到这种状况,内心非常痛苦,渴望同是信奉耶稣基督的人彻底反省,彼此修和,真正归依基督,大家同属一牧一栈。于是,一股推动和促进基督信徒合一的力量便逐渐形成。

十九世纪中叶,一些属于同一个教派的誓反教徒曾经努力,设法维持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教内弟兄姐妹的合一,于是,在一八四六年成立了"全球福音联盟"
(ALLEANZA EVANGELICA UNIVERSALE),这个联盟把誓反教各宗派都联合起来,不分彼此。一八六七年全球圣公会在英国兰贝斯(LAMBETH)召开代表大会,同时决定每十年举行一次类似的会议。此后不久,誓反教改革教派也成立"改革教派全球联盟" (ALLEANZA MONIALE DELLE CHIESE RIFORMATE);浸信会也成立"全球浸信会联盟"(ALLEANZA BATTISTA MONDIALE);路德派的也组成"世界路德派联合会"(FEDERAZIONE LUTERANA MONDIALE);全球誓反教男女青年也各组成"基督教男青年会"(Y.M.C.A.)和"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

以上这些誓反教各派别单独和与别的教派组成的世界性组织,多少都反映出信徒合为一体的渴望和需要。

一九一O年全世界誓反教各传教社团组织的代表在英国爱丁堡集会,一千两百位与会代表中,有一些来自亚洲和非洲。这些来自亚洲和非洲的代表在会中沉痛地指出:他们看到基督徒传教士彼此分裂,各为自己所属的教派或社团工作,这令他们不齿。一位来自远东地区的代表向大会说:“你们派遣传教士到我们这里来,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对这点我们深深感谢你们。可是你们也给我们带来了你们的区分:某些人向我们宣讲卫理公会,某些人则宣讲路德派,另有些人又宣讲公理会或圣公会。然而我们只要求你们宣讲福音,并让基督自己在我们的同胞中,借着圣神的行动,激发出合乎他的要求,也合乎我们的民族特性的教会,那将是基督在中国,在印度的教会,这个教会已经摆脱你们向我们宣讲福音时,所乐意套上的种种教派思想特性。”

这位来自远东地区的誓反教代表的这席话,无疑地很感人。于是,爱丁堡会议在闭幕报告中强调:“在任何非基督信仰的国家,都必须设法建立一个不分裂的教会……将来会有机会让本地教会自己、在不受到西方传教士的看法和意愿的影响之下,解决合一的问题。”

在这次爱丁堡会议中,与会的各教派代表虽然还不能一起举行共融的礼仪,必竟一种大公合一性质的运动已经诞生了。与会代表们更决定定期召开会议,而且这次会议的小组委员会也成了日后的"传教国际委员会"(CONSIGLIO INTERNAZIONALE DELLE MISSIONI)。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典乌普萨拉路德派教会的总主教纳坦.瑟德布卢姆(NATHAN S?DERBLOM, 1866-1931)曾为世界和平向基督信徒发出呼吁。他在战争结束后倡立了一个名叫"生活与行动"(LIFE AND WORK)的运动组织,鼓励人度实际的基督信仰生活。

一九二五年来自二十七个国家的六百位这个运动的代表们聚集在斯德哥尔摩,其中有德国人,也有他们在战争中的敌人,有誓反教各派的代表,也有东正教人士,他们一同研讨教会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正义的问题。

十二年后,一九三七年,"生活与行动"组织又在英国牛津召开第二次会议,属于四十四个国家的一百二十四个教会都派代表出席。这次牛津会议肯定在极权统治时代中仍应享有宗教自由的权利。

方才我们提到一九一O年全球誓反教的传教社团组织曾在爱丁堡举行过一次会议,而且获得令人意想不到的结论。那次会议之后产生了一个名叫"信仰与秩序"(FAITH AND ORDER)的运动,其中以圣公会人士为主导。这个运动于一九二七年在瑞士洛桑(LOSANNA)举行了第一次重要的聚会,有来自一百零八个国家的四百位代表参加,东正教代表团的阵容也相当重要。聚会中代表们谈了许多有关教义的问题。虽然与会代表中有一些人迫不及待,希望基督信徒尽早合一。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应该留下充分的时间来寻找真理,不要只为了追求合一而不顾一切。

瑞士洛桑聚会十年后,一九三七年又召开了第二次爱丁堡会议,距第一次有二十七年之久,与会的各教派代表比过去的还多。这次会议要求各教派的信徒努力彼此谅解,而且会议本身也承认上主已经把合一赐给整个教会了。当时英国圣公会约克城的总主教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 1881-1944)讲了一段很有先知性的话说:“要是我们之间未曾拥有合一的话,我们就无法寻求合一。那些在他们之间没有共同之处的人,不会感受到分离的痛苦。”

威廉.坦普尔这位约克城的总主教后来升任为英国坎特布里城(CANTERBURY)的总主教,成为全球圣公会的领袖。

方才我们提到的两个运动组织,即"生活与行动"和"信仰与秩序",有很多誓反教徒加入。慢慢地,在他们之间便产生了组成一个共同的组织的心愿。一九三八年誓反教代表们在荷兰乌特勒支(UTRECHT)开会,决定合并"生活与行动"和"信仰与秩序"这两大运动组织。不幸,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快便爆发,这个理想也只能等到一九四八年才实现,"基督教会大公委员会"(CONSIGLIO ECUMENICO DELLE CHIESE)从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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